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大力发展“三新”经济，是新常态下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和新动能的需要，更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中国正处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关键阶段，需要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应当看到，在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新经济却在快速发展，成为撑起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天地。
国家统计局最近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根据《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和《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核算方法》，经核算，2017年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29578亿元，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5.7%，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14.1%，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9个百分点。
“三新”经济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三新”经济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简称，是经济中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生产活动的集合。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大力发展“三新”经济，是新常态下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和新动能的需要，更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未来需要新的动能挑起经济新周期的大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新”经济具有很强的跨界融合特征，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结合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溢出性，通过跨界融合、重塑商业模式、促进新科技成果转化，在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能对相关产业起到带动和激活效应。另外，“三新”经济以互联网为核心基础设施，以数据为核心资源，其增长空间不受传统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限制，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苏京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无论以技术要素引领还是制度要素优化而形成的“三新”经济，一旦形成可观规模，就势必具有如硅谷那样厚积薄发的可能性，从而在较长时期内实现推动经济质量与数量的增长。
“三新”经济发展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邓洲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新”经济发展快，主要表现为体量大、增长空间大、关联性强。
于凤霞认为，除了“三新”经济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三新”经济发展中尤其突出外，基于新技术应用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也大量涌现，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苏京春表示，短短几年的发展时间，“三新”经济已经以标志性的智能、个性化服务、社会化共享、跨界融合等多维特征涉足三大产业的方方面面，而且还有大批量正在探索磨合的领域逐步浮现。
“‘三新’经济发展快主要体现在软产业领域，包括高附加值制造、知识、新金融、信息、文化等，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需求旺盛的领域，顺应消费升级和供给升级的大趋势。”刘哲指出，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取决于供给老化的产业，而取决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将创造哪些新需求，形成多大的增长新动能。
“三新”经济发展成我国传统产业动能转换推动力
加快培育新动能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行稳致远的重要途径。而“三新”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传统产业的动能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洲表示，一方面，“三新”能够突破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桎梏和障碍。另一方面，通过新的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在非技术环节培育新的市场，或者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
苏京春认为，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会产生新业态，这是“三新”经济发展对传统产业动能转换大力推动的核心路径。这种融合会形成新供给，新供给会形成新需求，新供给和新需求的响应会形成新市场，新市场运转会带来新价值，新价值会形成新增长。
“‘三新’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传统产业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于凤霞说，“互联网+农业”的全面推进正在打造农业新模式；制造业“双创”平台成为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着力点；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移动支付、智慧物流等的蓬勃发展，显著提高了服务领域资源配置效率。
刘哲指出，“三新”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生产性思维”转型，不再仅仅专注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和销售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而是侧重于发现、创造并满足消费者的深层次需求。通过新技术、新理念、新流程等重塑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设计理念、业务拓展方式和生产流程，为传统产业赋能，推动传统产业从提高生产效率，到提升产品质量，再到提升产品价值，让传统动能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新”经济蕴藏着四大新动力
于凤霞指出，“三新”经济蕴藏着四大新动力：一是新理念带来新动力；二是新技术带来新动力；三是新模式带来新动力；四是新制度带来新动力。
苏京春则从五个方面来看“三新”经济的动力。
第一，新就业模式和就业岗位，有利于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再分配路径、培育消费群体等。
第二，新消费路径，有利于弥补供给短缺、创造新需求、回应个性化需求等。
第三，新市场平台和新价值，以信息要素为第六类要素的趋势已在经济实践中愈加凸显，平台经济对信息有聚合效应，信息的相关分析又会形成新的产业链，达成行为和信息经济的新价值实现，是不可忽视的新动力。
第四，新的缓解发展瓶颈的路径，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新探索，实际上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生态资源环境制约。
第五，新资源共享模式，能够让有限的最优质资源发挥乘数效应。
“三新”经济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由于“三新”经济蕴藏着巨大的新动力，因此专家一致看好其发展前景。
于凤霞表示，“三新”经济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过程中供需双方相互寻找、讨价还价、安全保障等成本；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激发出新的社会需求，并创造出新的供给。
邓洲也指出，“三新”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可期：一是能够形成新的产业；二是创造新的财富；三是能够降低经济和社会运行成本；四是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主导产业随时代变迁而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刘哲表示，中国目前的“三新”经济占GDP的比重只有15.7%，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重视“三新”经济的发展，顺应了工业社会后期经济发展趋势，也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产业发展方向。
苏京春也对“三新”经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不过，她认为，若想要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就现阶段的发展态势来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在技术方面还须继续扎实深入，形成从基础科研到市场化研发的多条完整逻辑链，真正实现技术要素层面全球领军式的突破、引领，甚至能够形成技术储备，这是“三新”经济在未来能够持续发力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有必要在人力资本方面做好长期规划，尤其是与此相关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避免未来出现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牢牢掌握住“三新”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发展“三新”经济要有针对性新举措
鼓励发展“三新”经济要有针对性的新举措。刘哲表示，在破旧立新过程中，要尽量克制地、谨慎地使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更多要依靠市场。创新的方向需要在市场的摸索、试错、反复配置调节中确定。此外，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构建创新友好的营商环境是重要抓手。在继续改善硬环境的同时，力求在软环境建设上不断有新突破，直面企业的关切点，为“三新”经济营造一个创新友好的法律软环境、稳定可预期的政策软环境、与新经济对接的融资软环境和具有吸引力的人才软环境。同时，引导相关机构对各省区市营商环境进行独立、客观、量化的第三方评估。而且还要加大对创新资源开发的财税支持力度。在传统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将“加速折旧”“加计扣除”的范围扩大到对知识产权、数据建设、设计创意等创新资源开发方面。
邓洲表示，未来发展“三新”经济，一要降低“三新”发展的商业成本；二要形成促进“三新”发展的商业氛围；三要明确一些重点突破的领域。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巨大消费市场的优势，在应用环节加大创新力度，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加强“三新”与我国最具优势的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通过“三新”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依靠制造业优势带动“三新”的发展。
“需要在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予以政策引导和支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将技术创新应用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创新驱动扩大产业发展空间。”于凤霞表示，还需要加强现有政策制度与“三新”经济的适用性研究，抓紧修改已经明显不适用的法律法规。还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三新”经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信用保障。
苏京春指出，为科研松绑是技术腾飞的基础条件。打好人力资本的底子，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应当注重教育质量、教育方略以及教育公平。此外，把解决“三新”经济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真正落到实处，并在此过程中特别谨防柠檬市场、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税收优惠方面，则可按照统一市场统筹考虑，不单纯依靠税收洼地来实现。
“三新”经济给监管提出更高质量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产业不同，“三新”经济具有新的发展规律，也对监管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
刘哲认为，“三新”经济扩张速度更快要求监管效能更高，需要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实现监管效能从“算数级监管”进入到“指数级监管”。此外，“三新”的高创新性特征要求监管的包容更高，不能简单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需要给予创新一定的政策容忍度。同时，“三新”经济波动的非连续性也要求监管的前瞻性更高，要在监管上作出前瞻性的安排，防止与创新产品的发展脱节。
于凤霞也表示，要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对新业态、新模式看不准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观察期”，在出台监管措施时，要认真研究论证，既要防止其不良行为，又要引导其健康规范发展。此外，要坚持“底线原则”，针对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要坚决予以打击。同时，还要坚持“协同治理”的原则。除了政府监管，还要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内生治理的作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联盟等社会组织在加强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
“‘三新’对于监管而言有很多全新的地方，很多并不属于传统监管的范畴，或者传统的监管手段难以有效监管。”邓洲指出，一是明确监管的目标。监管的目标是促进“三新”的健康发展，保护合法和符合伦理道德的企业和组织。二是监管的工具要适应新的变化。应对业态和模式创新，监管需要进行工具创新和模式创新。
苏京春认为，在监管方面，应当“深入扎根，从严着手，以监为养，以管为扶，逐步放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