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别行业确实存在外资撤离现象，但外资流出的规模被夸大。真正需要警示的是FDI下降背后隐藏的转型挑战，以及如何进一步释放政策空间，促进新一轮开放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微妙变化，在今年更趋复杂。
10月23日，联合国[微博]贸发会议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591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3%，但总数上仍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
外商直接投资，是衡量和评价一个经济体引进外资能力的重要指标，亦被视为观察一个经济体开放度和竞争力的“测温计”。
据中国商务部的最新统计，2012年前九个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025家，同比下降11.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34.2亿美元，同比下降3.8%。这是自2011年11月以来，中国吸引FDI连续数月同比负增长。
一些学者解析该数据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或将呈逐步回落态势。但商务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称，目前中国利用外资正处于调整期，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并未出现明显下降，中国市场仍然对外资充满吸引力。
外资去留难易 在部分外资聚集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去年以来的外资异动令外界颇为关注。
“媒体报道的和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10月10日，中国韩国工艺品协会事务局局长赵敏浩说。
过去一个月，韩国媒体关于中国青岛韩资企业撤离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朝鲜日报》引述韩国知识经济部的消息源称，在青岛的14家饰品外资企业撤回韩国本土。
这一度成为外资持续撤离中国的新例证。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自2011年11月以来连续下滑，很多人相信这是普遍现象，而非个案。
“它们回韩国是再投资。”赵敏浩说，确实有部分韩国饰品企业落户韩国全罗北道，但是它们在青岛的工厂并未关闭。据了解，这些企业主要生产金属性工艺品，产品销往欧洲、美国。
类似于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做法，韩国政府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海外韩资企业回国支援，有的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回国。多数企业看重韩国和美国、欧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FTA)生效后，出口关税降低带来的好处——产品从青岛出口的关税接近11%，若从韩国出口则可降低一半。
“子虚乌有”的撤离广为人知，当地利用外资急速增长却鲜为人知。青岛市商务局副局长邓力透露，2012年1月－9月该市实际利用外资4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2.1%，其中外汇询证到账外资39.14亿美元，超过了去年36.3亿美元的全年水平。青岛市利用外资迎来了最好的年份。
在另一个外商投资集中区苏州，知名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关闭了它在中国的唯一直属工厂，生产线或移至东南亚。2012年10月底，位于苏州工业园区腾飞新苏工业坊的工厂车间已停止生产。
较早前，阿迪达斯宣称关闭工厂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在关闭工厂的同时，该公司开始在苏州建设一个全新的物流中心。
青岛胶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陈进建见证了园区外资企业的兴衰，他认为那些企业撤离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企业自身经营不善；二是受到国家产业、环保等政策冲击；三是受生产成本增加影响。
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服装、制鞋、玩具等个别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先受到冲击，确实存在部分外资企业倒闭或转移。
“劳动力成本上涨是由于劳动力供应不足。”青岛市一位外资企业人士认为劳动力市场变化之快超乎想象。“1995年刚来这地方的时候，很多农村来的打工妹在公司门前排队等着找工作，十几年过后却发现招不到工人了。”
由于欧美经济尚未摆脱危机困扰，市场需求萎缩，海外订单大幅减少。再加上一部分订单流失到印度、越南等国，一些中小外资企业运营艰难，处于被市场淘汰的边缘。
2012年前九个月，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702.2亿美元，下降5.6%。由于在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东部“一方独大”，占比达到84.2%，因此东部地区是全国利用外资下降的主要原因。
不过从青岛、苏州等地来看，虽然由于生产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个别行业出现外资企业撤离，但外资流出中国的规模被严重夸大。接受《财经》小编采访的业内人士提醒，真正需要警示的是FDI下降背后隐藏的危机，以及政策症结难以打开的问题。
外资失衡背后 虽然总量上中国仍然吸引最多的外资，但外资增速及来源地失衡格局并未缓解。
根据商务部10月19日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3.8%。针对外资下降现象，商务部曾组织过专门的座谈会，与会的跨国公司负责人表达了将在中国扩大投资的计划与决心。商务部官员也认为，外资下降的现象是暂时的，多数跨国公司并未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也印证了这样的判断：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仍然超过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
外资流入和流出统计工作，分别属于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来自国家外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来华直接投资流入规模远高于流出，净流入1181亿美元，增长6%，延续了2009年上半年以来的增长趋势。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马宇认为，利用外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最近十几年，中国吸引的FDI总规模往上走，但在全球FDI存量中所占的比重却在往下走。
201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160.11亿美元，同比增长9.72%，创历史新高。在马宇看来，在全球FDI存量中的份额，比利用外资总规模更具参考价值，更能体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中国所占份额从1994年、1995年高峰时的14%左右，跌至2011年的7%左右。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优惠政策吸引下，外资纷纷涌入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广东地区以吸引中国港澳台外资为主，山东以吸引韩国外资为主，长三角地区则以吸引欧、美、日外资为主。
从来源地看，中国的外商投资主要来自亚洲，尤其是香港地区。“这完全不符合国际投资格局，从国际来看，对外投资80%以上是发达国家投资，而发达国家在我们外商投资中仅占12%左右。”马宇评论道。
欧美外资出口的以高新技术领域产品居多，属知识密集型，特别是来自欧盟的外资企业技术外溢力度更大，因此成为各地招商青睐的对象。欧美外资占比过低，亦反映出中国制造业水平与欧美差距较大，难以承接其转移。
中国外资地区分布不平衡格局如故。以今年1月－9月数据为例，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702.2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84.2%，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69.9亿美元和62.2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8.4%和7.4%。
过去，不少人士曾经预想，东部地区部分撤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目前来看并无这样的迹象，至少迹象并不明显。中国境内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最终组装生产，已经开始向外转移。
从中国与这些国家(如越南和亚洲其他较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变化，亦可看出端倪：对越南出口的中间产品，中国的顺差越来越大，越南是逆差。同时，越南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最终产品的顺差越来越大，南亚、东亚的不发达国家亦存在类似现象。
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王直看来，这样的转移尚未完全结束，发达国家仍把中国作为中等技术和高技术的产品最终生产国。
即使FDI同比有所下降，也并不意味着短期内中国竞争力的失去。
青岛市一位外资企业人士介绍说，有的中国企业家冲着劳动力便宜，将企业转移到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拿到订单以后发现了问题：由于产业链不配套，许多配件仍需从青岛进口，劳动力之外的成本增加不少。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相信，最近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个别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一些东盟国家，但这只是少数企业的选择，而不是普遍现象。
“中国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替代的。第一，中国是单一的大市场，拥有13亿人口创造的消费能力；第二，中国的配套工业强；第三，虽然一些东部地区存在劳工紧张的问题，但在中西部地区还有一定的空间。”许宁宁介绍说。
部分受访的外资企业人士认为，消费市场、供应链优势等将会使一些外资企业留守中国。
埃森哲战略咨询全球策略负责人斯贝尔曼(Mark Spelman)认为，虽然短期内有波动，但中国吸引外资还会保持上升的趋势，只是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他注意到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正在上升。
在斯贝尔曼看来，企业在考虑投资地点时，供应链、劳动力成本、消费市场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不同国家的市场具有不同的特点与结构，利用不同市场的优势，构建全球生产、销售网络更为重要，这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谈论“制造业回归”。
中国空间仍大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之后，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延缓了外资在中国扩张的步伐，一旦政策放宽，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空间巨大。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当时利用外资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引进资金。经过30多年发展，对利用外资认识的分歧却越来越大，坚持利用外资的与坚持外资威胁论的各执一词。
为平息内部争论和外资企业的抱怨，2010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9号文件。9号文件体现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在中国的运营、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的思路。
文件共有20条措施，包括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等。
这并未打消部分外资企业的疑虑，有外企对于当年12月完成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甚至“感到失望”，一些看似重大的修改，实际上的内容并未变化，有的还收紧了准入条件。
“所有外资项目都需要审批，无论是鼓励类的，还是限制类，根据投资额大小和按照行业不同，有的项目由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审批，有的是地方政府审批。”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介绍说。
比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国并不限制外资进入，按照规定，地方政府没有权力批准，房地产领域外商投资必须经过商务部备案，备案以后才能办理外汇手续。上述人士介绍说，这样的备案与审批无异，商务部可以利用备案时间，调控外资项目上马的节奏。
在外资审批改革问题上，商务部近年简化了审批程序和下放了审批权。近年中国已取消和简化5类审批，把25大类审批权下放给地方。去年开始研究在线审批和合同格式化审批等新方式。
过多过严的外资项目审批，常让一些初来乍到的外资企业无所适从。目前外资项目审批涉及发改委、商务、国土资源、财税、外汇管理等众多部门，“一个外资项目盖100多个章是很正常的事”。
除了市场准入环节，中国在市场开放上亦有较大政策空间。
“比如基础电信，十年前加入WTO的时候就写明外资可以做，只是外资不能控股，但是十年过去了，让外资做基础电信吗？让民营资本做吗？最多做一些信息增值服务，上游根本不可能进入。”上述人士介绍说。
目前中国外资企业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投资相对较少。并购投资管理更为严格，如并购对象是国有企业，则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如是民营企业，则涉及知名品牌转让问题。
实际上，经过多年的招商引资，外资具有优势的投资项目在中国的布局都已形成，因此本身投资的空间有所收窄。
因此一些官学两界人士呼吁，出台利用外资新政策，引导外资流向，并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同时，应尽快界定政府管理边界，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除了涉及市场垄断、产业安全等必须由政府审批，该放手的可以放手。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狄安华在接受小编采访时提出：“中国还需要在投资审批与行政管理上继续完善制度，并逐步放松市场准入，从而更多地释放投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