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勤亮的身后，是一个令人炫目的“节日天堂”。天花板是光洁耀目的圣诞球，门帘是金光闪闪的铃铛，而那些如同壁纸一样铺满墙面的花环——无论它们是蓝色、绿色还是红色，都在反射着令人雀跃的光芒。
　　这位40岁的浙江商人坐在那里说：“我对圣诞节没有一点感觉。”
　　闪烁的“天堂”是蔡勤亮的办公室，同时也是他那间“浙江卓远圣诞工艺品厂”的产品展示厅。蔡勤亮拥有两个生产圣诞装饰品的工厂，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每年夏天销售旺季的时候，工厂的工人需要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才能完成订单；而那个100平方米大小的展示厅，则会被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采购商，“堵得水泄不通”。
　　毫无疑问，中国商人已经把这个传统的西方节日做成了自己的大生意。在蔡勤亮的办公室里，一切都在奋力闪烁，尤其是那些镶嵌在花环中的彩灯：它们被拼成驯鹿的形状、圣诞树的形状，或者是英文字母拼写的“圣诞快乐”。醉人的圣诞气氛里，人们几乎会忘记，房间的门外，只是浙江义乌一个不起眼的住宅小区。
　　包括蔡勤亮在内的上百家圣诞用品销售厂商，就这样聚集在福田二村小区的临街商铺里。高大的圣诞树、笑容可掬的圣诞老人，与身后6层高的红色楼房并不协调地共存，组成了这个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集散地。全球市场上60%的圣诞产品，都是从这里出发，被销往世界的不同角落。
　　提供这一数据的，是义乌圣诞行业协会秘书长陈金林。作为中国少有的几个地方行业协会的对外发言人，他同时估算，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中国制造”，那么全世界用来庆祝圣诞的商品中，有80%都属于“中国牌”。
　　全球的圣诞节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从外表上看来，陈金林是个朴实低调的中年人，但回答专业问题时，他常常言辞犀利。一位美联社的小编曾经询问他，“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结果他立刻不甘示弱地反击：“你们欠中国那么多钱，当然希望人民币升值。”
　　他说自己已经数不清接受过多少外媒采访。“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见多了。”他带着得意的神色掰着手指列举。
　　吸引媒体的是这里规模巨大的圣诞行业，当然，也包括那个藏在住宅区里的圣诞商品集散地。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在报道中描摹这里的场景：260多家“门面房”的商铺，供应着现代美国人圣诞节所需的全部装备——放在前院草坪的塑料(10620,0.00,0.00%)雪人和驯鹿，挂在烟囱边的长袜，还有圣诞树上的、亮闪闪的饰品……
　　如同报道随后评论的那样，“全球的圣诞节都离不开‘中国制造’”。摆放在英国商场前的圣诞树，可能来自中国沿海的某个工厂，而摆放在美国家庭草坪上的塑料雪人和驯鹿，则很可能来自义乌福田二村的某个商铺里。
　　2012年，浙江义乌聚集的圣诞企业数量已经超过700家，圣诞用品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一家名叫航天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去年公司向50多个国家出售了1000万美元的圣诞礼品，折合人民币6000万元；另一家不愿意透露名称的企业，光是每年发往全球的圣诞树，就已“超过400个集装箱”。
　　伴随着这些渗透全球的圣诞球、圣诞树，常年身处中国东部县城的商人们，看待生意也早已带上了“全球视野”。
　　2010年，蔡勤亮也在接受采访时被美国小编问到了汇率问题，他当时暗藏机锋地回答说：“中国商品价格上升，伤害的是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更何况，我们可以不再生产圣诞饰品，但美国人还要庆祝圣诞节，还需要这些东西。”
　　这个很少走出国门的企业主，对于不同国家的客户却能轻易区分。他总结说：欧洲人要求精致、产品上档次，还要考虑环保，而南美、中东地区的客户，要求没那么复杂，“只要看着热闹，能体现气氛就可以了”。
　　连全球经济的冷暖变迁，都能清晰映射在这些闪亮的圣诞装饰品上。从2008年到现在，蔡勤亮明显感觉，欧洲、美国的采购商需求减少了，反倒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订单数量也有了明显增加。
　　“南美很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像中国一样，经济一天比一天好，所以消费一直在提高。”他头头是道地分析说。
　　至于新闻里最热门的欧债危机，中国商人们的体会更加明显。在媒体的报道中，一位圣诞用品经销商向媒体抱怨，自己的英国客户，订单金额降低了90%；而蔡勤亮则发现，今年来自己店里采购的欧洲人，明显更青睐“中低端的商品”。
　　“日子不好过，他们就精打细算，想尽量买便宜点，我们也就尽量做得更便宜一点。”他说。
　　“中国改良版”圣诞
　　显然，在“中国牌”的圣诞节里，中国商人们赚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过，很少有人发现，这些生产小饰品的中国商人，也让西方传统的圣诞节发生了不一样的改变。
　　两年前，媒体曾经报道过一则趣闻：因为国内棉花价格上涨、棉布普遍提价，中国制造的圣诞老人被换掉了棉服，转而穿上无纺布质地的廉价外套。这条新闻里专门计算说，无纺布质地的圣诞老人服装售价最高35元，而法兰绒质地的圣诞服售价每件约为180元——成本足足“缩水”了80%。
　　事实上，义乌的商人们不仅给圣诞老人更换了外套，连用来填充圣诞老人的棉花，他们也试着换成了成本更加低廉的泡沫塑料，甚至是沙子。
　　如同其他“中国制造”引人喜爱也为人诟病的特征一样，“中国牌”圣诞节的变化之一就是“廉价”。媒体报道暗示中国商人们偷工减料，不过在陈金林看来，这一切都是“义乌商人缩减成本的努力”。他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想用低成本造出高档次的产品。”
　　如果说广东让人们想起手机、电脑配件和苹果公司的iPad，那么浙江的义乌则让人们更多想到袜子、玩具，以及镶着人造水晶的小饰品。人们在这里总能找到匪夷所思的便宜货，早些年，还有人不客气地抨击，义乌卖的都是“垃圾”。
　　回忆起10年前刚刚开设工厂的时候，蔡勤亮笑着承认：“现在看看，我们当年做的东西确实很‘垃圾’。”
　　与广东外商批量设厂的历史不同，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完全发源于民间。蔡勤亮说，最早开始做圣诞产品的时候，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经验，最初几年的产品往往问题百出：原本应该光洁无瑕的圣诞球，却带着擦不掉的“麻点”；另一些产品的配色，也被弄得乱七八糟。
　　他笑着指向办公桌前一串金色的装饰铃铛挂饰。“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给金色的铃铛加上银色的蝴蝶结，或者给宝蓝色的花环配上鲜绿色的字母。”他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铃铛上下要做成同一个颜色，宝蓝色要配银色才会好看。”
　　随后的几年，蔡勤亮一直在改进生产技术，剔除那些“看起来很糟糕”的商品。但直到今天，总体来看，他的产品依然和“高档”扯不上什么联系。
　　蔡勤亮把原因归咎于市场：“大家都喜欢买便宜货，如果产品太高档，就不符合市场需求了。”
　　更多能看得见的改变，也发生在这些“中国牌”的圣诞产品里。蔡勤亮回忆说，最早的时候，按照国外发来的订单，他生产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产品，比如一个孤零零的圣诞球，或者一个个单独包装的圣诞铃铛。
　　而现在，摆在办公室里的样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五颜六色的圣诞球像彩灯一样被穿成了一串，几只铃铛被绑在一起，加上一只蝴蝶结，组合成一个更复杂的装饰品。
　　至于那些原本是空心的圣诞花环，中间也早就被加上不同的装饰：有的是一只扎着丝带的礼物盒，有的则是一只小巧的、正在奔跑的驯鹿。
　　蔡勤亮说，一开始，他和其他厂家的商人只是做出来试试，没想到国外的采购商都觉得“效果不错”。最近几年，工厂销售的都是这种“中国改良版”的圣诞装饰品，而那些原本是西方传统、样式简单的产品，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再下订单要求生产了。
　　有钱没钱，他们总得过圣诞吧
　　浙江义乌，这座拥有200万人口的繁华城市，以销往全球的“小商品”而闻名。这里聚集着2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两万名常驻采购商，而聚集在这里的中国商人，也总善于在各种环境中找寻自己的机会。
　　来到义乌的人们能轻易看到这样的画面：在三层楼高、总长超过1公里的国际商贸城，档口的小商人们不断用生硬的英文邀请外国采购商“进来看看”；在市区一家连锁酒店的大堂，等待办理酒店入住的客人，会突然转身跟同样在排队的房客搭讪，推销“自己工厂生产的玩具”。
　　甚至，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在这些商人看来也是机会。那一年，原本是全球最大圣诞用品制造基地的深圳遭受重创，连规模最大的圣诞树工厂都被迫宣告破产。可义乌的很多工厂不仅挺过了危机，隔年还把原本属于广东的订单也吸引了过来。
　　陈金林说，这是因为广东的大型企业，生产的大多是高档产品，而义乌的中小企业，产品相对比较低端。“金融危机让欧美国家的消费能力下降，他们买不起精致的商品，只能转向更便宜的‘义乌制造’了。”
　　2009年，挺过了金融海啸的中国商人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一年，俄罗斯打击当地偷漏关税的“灰色清关”，强行关闭集中销售中国产品的切尔基佐夫斯基集装箱大市场。原本被蔡勤亮寄予厚望的俄罗斯市场毫无预兆地突然瘫痪，年终一算账，他在这个国家的订单数额只剩下前一年的10%。
　　走投无路的蔡勤亮只能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找机会。那一段时间，为了开拓新市场，他一有空就钻研巴西、智利等国的风俗人情，甚至包括当地人的颜色喜好。
　　他用《孙子兵法》里的语句评论自己的行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之后的几年，方方面面的困难不断袭来。2010年，棉花、油漆、原油，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工人的工资也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两倍。2011年，当地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每3天停电一次，企业主只能自己烧燃油发电，用电成本又翻了一番。而在即将结束的2012年，最引人注意的依然不是什么好消息：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持续低迷……
　　但如同之前的每一次危机一样，那些小企业主总会在各种各样的危机中，拼命找寻自己的出路。
　　为了应对消费能力下降的欧美客户，义乌一家工厂把一次性的圣诞用品做成了平日里也适用的产品，其中销量最好的，是一个印着圣诞老人头像的抱枕。“它不仅可以在圣诞节期间装点气氛，还能在平时用得上，很符合现在欧美客户的现实需求。”工厂负责人说。
　　事实上，在接受采访时，相比于谈论困境，义乌的商人们更愿意解决现实问题，并且乐观地描述未来。
　　蔡勤亮反复表示，无论西方消费者有钱没钱，圣诞节都是他们不能省略的重要节日，圣诞产品也是个无法消除的巨大产业。陈金林则用更加直白的比喻说：“就像中国人说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算是杨白劳，过年还会给喜儿买条红头绳呢！”
　　至于未来几年，蔡勤亮的努力方向，是继续努力开拓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国内的市场。在这个民营企业哀鸿遍野的年景里，他用充满自信的语气说：“中国聚集了这么多圣诞生产企业，只要西方人过圣诞节，就要来这里采购，我们就有钱赚。”
　　他身后的整整一面墙，都挂满了价格低廉却色彩耀目的圣诞花环。这些“中国牌”的圣诞用品，其实更像一个个“中国牌”的励志故事。
　　只要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人，就永远都不会垮
　　就在圣诞节前一周，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在媒体上发表文章，邀请公众关注义乌众多中小企业主。他写道：
　　“每个企业主都有……不一样的人生。比如，一家人10年前破产，之后兢兢业业东山再起；有位摊主的货被长期赊账，艰难地东拼西凑，最后渡过难关；一个生产商因为设计款式过时，货物滞销，只能赔本贱卖，回笼资金，重新设计新款式，新款式赢得广泛好评并大卖；一个厂家的货物为了薄利多销，每件只赚几厘钱……”
　　这位地方官员随后在自己的文章中评论说，这些中国商界最真实、最可信、最坚强的底层故事，也是“过去30多年里中国大崛起的精彩瞬间”。
　　作为义乌的中小企业主之一，蔡勤亮也有自己的“中国梦”。他觉得，那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每个人都有一种希望，只要自己努力，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好。”
　　2003年，29岁的蔡勤亮开办工厂，把台州老家的圣诞球制造产业搬到义乌，希望能“直接跟外国人做生意”。10年时间，原本只能生产圣诞球的工厂，如今已经能生产11个系列的400多种产品；他的客户，也从美国、西欧，扩大到了俄罗斯和南美诸国。
　　不过，当工厂生意越做越大，生活也越来越好的时候，蔡勤亮却偶尔生出转行的念头。过去几年，他的工厂每年都会面临不同的困难：房租上涨、工人工资上涨、美元贬值，每个数据的轻轻波动，都会让工厂利润减少一大截。
　　甚至连那间藏身于住宅区里的小门面房，都是由几家企业联合组成的行业协会，费力协调购买而来。
　　相比之下，老家的很多亲戚似乎有一条更加诱人的生财之道。前几年，当蔡勤亮每天为了降低成本、设计新产品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很多炒房、放高利贷的人们，只要坐在家里，财产就能翻着番一路高涨。
　　那一段时间，流行在浙江的一个笑话是：一个多年经营企业的商人，生意惨淡，最终只能靠在家炒房的妻子贴补资金。更多企业家开始感叹：“搞实业不如搞投机。”
　　不过，对于蔡勤亮而言，诱惑之下，他始终把企业作为主业，坚持经营了下来。
　　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只是觉得，“如果大家都不劳而获，那社会肯定要有问题”。如今几年过去，自己靠着工厂，虽然没有一夜暴富，却也没像那些炒楼、放高利贷的人一样，遭遇资金链断裂的灭顶危机。
　　他因此言辞严肃地总结：“只要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人，就永远都不会垮。”
　　平常的生活里，蔡勤亮常常关注经济新闻、国家政策。他关心国务院在义乌设立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也关心大的“国家政策动向”。他说，自己最近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十八大之后，“新一届领导集体会让国家的经济发展朝哪个方向走”。
　　当然，更多的时候，他考虑的是把企业如何做得更大，赚更多的钱。他说：“我想通过努力过得更好。”
　　“中国牌”里的奇思妙想
　　接受媒体采访时，陈金林常常会讲起一个故事。5年前，一个义乌人去德国旅游，花15元人民币买了一个圣诞松果。结果等他回到义乌的家里才发现，这里也在出售一模一样的松果，而它的价格是5毛钱。
　　类似的故事也曾发生在香港。一个金色的、绑着蝴蝶结的礼品盒，在香港卖10元人民币，而在义乌，它的价格还不到一元钱。
　　显然，面对“中国牌”圣诞节的大蛋糕，中国的商人们分到的，只是很小一块。
　　蔡勤亮说，一切问题来源于同类产品的竞争，“产品同质化太严重”。他指着办公室前面一串金色的铃铛挂件告诉小编：“这个东西，我们卖4.5元人民币，到了美国，就能卖4.5美元。”
　　但他对这样的情况欣然接受：“人家有本事卖出高价，我不能眼红啊！”
　　作为一个合格的生意人，蔡勤亮的口头禅是“在商言商”。他有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面对国外采购商攫取的巨额利润，蔡勤亮说，做生意眼光要看远一点，“让客户赚钱最重要”。
　　“如果国外的客户利润丰厚，明年他们就会再来采购，我也能再接到订单。” 他说着，摆出一副生意人的老道表情，“中国人有句老话，有钱大家赚嘛！”
　　相比于抱怨外商的“压榨”，中国的圣诞用品制造商更喜欢想办法解决困难。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奇思妙想被带入了“中国牌”的圣诞用品里。有一家工厂发明了一种会发光的花瓶，另一家工厂则在圣诞树上加装了USB接口，插上U盘，就能用遥控器播放里面储存的音乐。
　　连看起来最没有花样的圣诞球和圣诞钟挂饰，也有人研发了新技术，在上面喷绘出亮闪闪的图案。陈金林介绍说，这一今年刚刚出现的新产品引起了很多国外采购商的强烈兴趣，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就专门在这里投下订单，生产了一批印有公司商标的礼品圣诞球。
　　至于那些着眼于开拓国内市场的企业，则尝试着在圣诞用品里增加更多的中国元素。它们包括被做成灯笼形状的圣诞球，以及一个穿着绸缎服装、“打扮得活像中国地主”的圣诞老人。
　　蔡勤亮今年也开发了新产品。那是一只像手表一样的装饰手环，“手表”的腕带由红色不织布制成，“表盘”的位置上则缝着一个圣诞老人笑容可掬的大脑袋。
　　“国外客户喜欢这个产品吗？”看到产品的来访者好奇追问道。
　　蔡勤亮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转过话头说，在国内的市场上，这个腕带卖得“还不错”。
　　圣诞节在中国更像一桩生意，而不是一个节日
　　过去几年，便宜、新奇、种类丰富的“中国牌”圣诞产品，正在逐步席卷全球。它的威力是如此巨大，连圣诞老人的故乡都没能幸免。
　　今年8月，来自芬兰的圣诞老人基金会专门组团来到义乌考察。在传说故事中，地处北欧的芬兰是圣诞老人的故乡，而在现实世界里，芬兰也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圣诞产品的国家。
　　考察行程中，最古老的“芬兰牌”圣诞节表示，希望和后起之秀的“中国牌”圣诞节联合开拓市场。陈金林透露，圣诞老人基金会的秘书长帕卡和他专门就此会谈了3个小时，对方提出的合作方案包括在中国设立代工工厂，以及联手与当地超市商谈合作。会谈中，芬兰客人还热情邀请中国的商人们前往圣诞老人的故乡考察市场。
　　不过，在欧洲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商人应者寥寥。“大家还是更愿意留在家里赚钱。”陈金林说。
　　刚刚过去的一个下午，蔡勤亮坐在自己位于“圣诞村”的那间展示厅里。川流不息的外国采购商早已纷纷回国，只有几个中国面孔偶尔出现，跟蔡勤亮打个招呼，然后熟练地记账、取货。蔡勤亮说，以前只做出口的时候，两个月前就可以关门放假了，但现在，他的店面会一直开到12月25日。
　　“一切全靠国内市场的支撑。”他说。
　　他还记得，10年前刚刚开办工厂的时候，海外市场是最受关注的“重头戏”。而现在，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此消彼长，反倒是中国市场，每年的消费金额都在快速提升。
　　相比于西方世界传统的庆祝方式，出口转内销的“中国牌”圣诞节，看起来“更喜庆、更大气”。陈金林总结说，国外采购商喜欢简单、小巧的商品，而中国市场更偏好看重“气派”的大型装饰品。他们要求圣诞树上不仅要有彩球、铃铛，旁边还要摆放巨大的蜡烛、成堆的礼品盒。很多客户甚至会专门要求订制一种亮闪闪的大型摆件，看起来好像一只拉着雪橇的、真实大小的驯鹿。
　　对于蔡勤亮而言，在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太好的时候，逆势上扬的“内需”市场让自己重新找到了底气：“中国有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人，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市场？”
　　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五颜六色的圣诞彩灯在周围此起彼伏地闪烁，他的一双儿女，在光鲜耀目的展示品之间，笑闹着跑来跑去。
　　这个西方的传统节日是他赖以生存的大生意，可在真实的生活里，蔡勤亮从没专门庆祝过圣诞节。他的家里从没摆过圣诞树，连刚刚过去的平安夜，他也没有给孩子准备哪怕一个小礼物。
　　他说，圣诞节在中国更像个生意而非节日。“有人过圣诞节，酒店就有圣诞狂欢夜、平安夜大餐，工厂、饭店就开始生产，工人们也有了工作、拿到了工资。”
　　这个从没学过经济学的中年人称之为“圣诞经济”。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只有流通起来才叫经济，不流通就不叫经济了。”
　　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义乌的圣诞村已经进入了萧条的季节。各家企业的商人们已经关闭了店铺，等待来年新一轮的生产销售。在此之前，“中国牌”的圣诞产品被整齐地码放在纸箱里，搬上货车，通过甬台高速向东200公里，到达与600多个国际港口相互连通的宁波－舟山港，随后又被运往不同国家的商场、街道和家庭。
　　不过，另一些“中国牌”圣诞产品，其实并不需要走太久的路程。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富有节日气氛的圣诞用品装饰着遍布中国的大小城市，甚至，在距离“圣诞村”几公里外的一间商场门口，就矗立着一座富有气势的大型圣诞装饰品：两道镶嵌着蓝色、银色圣诞球的拱门上，一只银色的驯鹿正仰望天际，迈步向前奔驰。
　　已经席卷了西方世界的“中国牌”圣诞节，如今又在中国找到了新的机会。